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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流民图》毁掉的改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红楼梦与毛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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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4年3月,大宋朝京城的一位“保安队长”在亲眼目睹流民的惨状半年之久后终究没忍住画了一幅《流民图》,并利用职务之便,将《流民图》连同早已写好的《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一起以重要军情的名义快递到了宋神宗的手里。

史载,宋神宗收到快递后“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年轻的领路人失去了道路自信,一夜的辗转反侧后于第二天下令,采取宽减免行钱,查察市易法,开仓救济等一系列手段对料峭春寒中的帝都老百姓进行救助。随后,进一步出台一十八条措施对时行政策进行调整,更下《责躬诏》进行自我批评,求天下士人直言。

至此,王安石和宋神宗期待通过变法让大宋朝国富民强的整体救赎之道宣告破灭了,变法面临着全面挫折,虽然宋神宗最后没有舍得废黜新法,但是王安石的致仕实际上基本预示了变法的失败。

毛主席很早就告诉大家,“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王安石同志就没有这样的觉悟,导致新法功亏一篑。

公元1067年,宋英宗驾崩,刚从藩邸转为太子才一年的赵顼得登大宝,成为大宋朝第六代领导核心。相比他“一件事也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叔祖父,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渴望“大有为”,是一个想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实现大宋朝伟大复兴”的有为青年。

但是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仅1065年,国家的财政赤字就高达1750余万。磨刀霍霍的北辽,开支庞大的军费,臃肿的机构,繁杂的预算,大肆兼并的豪强,泛滥的民间借贷,以及屡屡造反的老百姓都得他来面对。

喜读《韩非子》,服膺汉唐雄主的年轻核心如何能够容忍这样的内外交困?年轻的皇帝不费气力便想到了那位喜欢扪虱而谈的地方官。他当太子的时候就读过这位老兄写给他叔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很是赞赏。

甫一登基,宋神宗便召见了这位浙江来的地方官,咨询治国方略。这次召见没让神宗失望,地方官提出“治国之道,以择术为始”,并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并为急于摆脱困境的皇帝擘画了“均输、青苗、市易、免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置将、保甲、保马”等十余法。

公元1069年,皇帝委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位浙江来的地方官正式成了京官,并进入领导层开始主持变法事宜。预料到可能会受到阻力的王安石索性给皇帝打了一针“辨别奸佞”的预防针。为实现“变风俗,立法度”的大政方针,皇帝特意改组了领导机构,架空了老同志韩琦,提拔了支持新法的四十多人进入各级部门,以便推行新法。

公元1070年,新法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三位福建来的干部吕惠卿、章惇、蔡确被提拔为王安石的副手,参与变法。第二年即1071年,王安石对“高考制度”进行了改革,推出“太学三舍法”,废除了“诗赋词章”等一系列考试内容,阻断了“贵族化,娱乐化”的干部任用导向,改考《春秋》,恢复三传明经取士的办法,大胆启用敢于任事的干部。王安石本人亲自注《周礼》,做《字说》,借此弘扬传统文化,统一思想,鼓励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君臣二人联手,正式开始了筑梦模式。宋神宗对通过变法实现重振汉唐雄风的伟大梦想满怀期待,王安石本人也开启了中国文人千百年来通过入阁拜相而治国安民的救赎之道。如果不是三年后那场天灾,如果不是那个不识趣的“保安队长”,富强、民主、文明、法制的“大宋梦”似乎近在眼前。

02

画《流民图》的“保安队长”郑侠本来深受王安石器重。他读书期间王安石给予了不少鼓励和支持,甚至于派自己的学生杨骥陪他读书。王安石实施新法以后提拔的第一批干部里,便有郑侠的名字;而他在任期间所做的决定都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师徒二人,引为知己。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新法的推广并不顺利,就连王安石自己最为得意的创新,在浙江试行的青苗法推广到全国的时候都不灵了。明明规定“自愿请贷,皆许从便”,是抑制兼并,关注民生的好事情;操作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刀切,强制摊牌的官方高利贷。甚至到了“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之利息,亦不至如此重”的地步。

郑侠对上有明君下有贤相的改革出现了这种境况一时想不明白,婉拒了王安石让他更进一步的建议,并直言:“青苗、免役数事,与边鄙用兵,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王安石一怒之下打发这位高徒去做了为京师看大门的“保安队长”。自此侯门深远,不再相见。

事实上,王安石身边“心不能无区区”的人何止郑侠。他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数次致信:“恨新法知人不明,聚敛太急,愿兄远佞人”。政敌司马光在肯定他的为人的同时不忘说他“为小人所误”。似乎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位浙江干部“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

王安石的问题可能在于他爬得太快,骤然升至中枢,自己的门生故吏不足以填充到庞大帝国的要害部门。圣眷日隆的王安石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和接班序列,一方面是政敌欲除之而后快,一方面中下层文武百官面对变法纷纷做起了“两面人”。言必称新政而实质上还是围绕着原有的政治生态存活。

自古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基层吏治状况向来是历史周期律作用的根本原因。王安石毕竟还是中古以前的政治人物,没有经过崖山之后无中国和晚明崩坏的千年变局。六百年之后,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阐述了那个著名的定律,“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

2003年履新的大国总理在人大代表讨论时说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之后千年农业税取消,但是已经进城的中国人,开始套上了另外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形税收,那就是房价。等到这位大国总理下台时,只能用一句“成功抑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来文过饰非。

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何其赤裸裸。

王安石剑走偏锋选择了一条重商主义的路,以期“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头都不得罪。然而,老贵族并不领情,指责他“重聚敛”;新贵族和官僚机器则变身为敛财机器,老百姓成了案板上的鱼肉,改革反而帮了腐败的忙。一条创新的发展道路就这样断送了,王安石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了惨败。

公元1073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各级官吏乘机盘剥,民不聊生。旱情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守门的郑侠每日目睹寒风中的老百姓无以为生,心急如焚,他明白再劝王安石已无希望。无奈之下,他谎报军情,擅发马递,将画就的图送到了赵家人手里。在这封疏中,郑侠发下重誓:若废黜新法后,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则自领欺君之罪,请将微臣斩首于宣德门外。

宋神宗失去了面对文彦博时那份“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的道路自信。很快便对新法做了调整。

不可思议的是,领导核心做出政策调整没几天,便大雨数日。大雨倾盆之时,群臣入内祝贺,神宗乘机召开了“大宋政治局会议”,遍示郑侠流民图和奏疏,并责怪群臣蒙蔽自己,犯有欺君之罪,群臣才知前几天政策调整的原因,王安石不得已奏请免职。

新法虽在吕惠卿等人的抱腿痛哭下,部分得到了保留,但已变味,沦为新权贵集团的禁脔。等到宋徽宗时,用新党蔡京做辅宰,新旧两党已无政策之本,仅有门户之实。

03

此后数千年,王安石君臣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老百姓也一次又一次地被一拥而上的大小官员推进寒风中瑟瑟发抖。

千年之后另一位浙江上调的京官以一次火灾为契机,在京师发动了一场专项清理活动;疏解都城人口,治理大城市病,让一部分人回老家建设自己家乡的初心很难说有什么不对,但是限期搬离的命令却显得异常生硬。

民情汹涌之下,这位京官发出了指示,要政策有人情味儿。并且接见了在北京打工的外地务工人员,代表政府感谢他们的贡献。而更大范围内的一场环保战役,也导致了四个省份的居民陷入无暖可供的窘境。得知老百姓情况的老领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定了年底确保民生的调子,北京的煤炉子再次敞开为河北腾出天然气配额。

充分说明了,关心困难群众的承诺并非是一句空话。

然而,暂停的政策终究还会启动,古老帝国的脚步终究还得不断向前。如何避免王安石陷阱成了决胜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庞大的帝国和其控制的社会的互动以社会用一定的物资和劳力供养国家,而国家出面为社会确立产权规则和基本经济结构的形式呈现。帝国建立初期,开国的君主以把从前朝贵族手中夺取的土地封分给新的贵族的方式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帝国的权利基础逐步稳定,新的贵族终究会变成老贵族,人数在增多,胃口也在增大。

到了王朝中期的时候,大规模的分封土地已不再可能,相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贵族的生活是舒服了,社会对帝国的供养却吃力了。因而,每到王朝中期便有改革的呼声或者动作。

其中,最常用的办法是“履亩而税”,“摊丁入亩”,实行不动产登记,谁占的多就收谁的税多,同时垄断暴利行业,以增加国库收入。今天就是房产税提上日程,半导体、高铁、大飞机组建国家队。

然而,从地主老财的口袋里掏钱并不容易,他们往往扭曲中央的政策,甚至挟持中央,把自己该出的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中央政府面对吃紧的财政,无法贯彻的政令,尾大不掉的贵族,往往会舍弃追随老祖宗起家的大贵族阶层而启用出身相对低微的小地主阶层。

这就是“阉党”和“东林党”的实质,前者是出身中下地主的官僚,后者是已经土地兼并有时的大地主。前者代表中央,后者代表地方,前者控制着国家机器,后者控制着民间舆论,一经碰撞就火花四溅。

所以在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的今天,马云等人突然被扣上“东林党”的帽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税制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央的地方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今天大规模的反腐扶贫整风,在没有给地方划定新蛋糕的前提下,只能造成基层的疲惫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在分税制的制度设计中,还会造成问题,就是京沪与东南五省养全国。内地、西北和东北坐等救济。

而真的要给地方分权,农村土地确权流转和国企改革是仅剩的蛋糕,为了给社保基金充值,国资的10%已经划出去了。土地确权流转的红利过后便是大规模的兼并,国企改革的结果就是效率提升,但是贫富分化加剧。到时候财、地两权都已经下放,再想政令畅通就只能靠刀把子了。

五四以来,中国的道路,无非就是相信德先生与赛先生,德先生用于打破黄宗羲定律,赛先生用于突破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大大讲,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总理讲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说的都对,但是真正通往德赛新世界的大门,还是要用旧世界的钥匙和地图,这就是读历史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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